苏格拉底通过辩论，对道德真理作出解释、演绎和证明，使这种道德真理成为自我证明的逻辑推理过程，从而构成自我的道德认识，本质上使道德理念变成智力活动的结果。

天道之诚，不仅内在于人，而且要人来实现思诚作为人之道，是实现天道之诚的根本方法。但这种知识是外在的，不是内在的，在彼而不在我。

心作为主体性的根本标志，并不是一团血肉，它是情感、意志和知性的统一，是一个合知情意而为一的内外合一的整体存在，所谓万物皆备于我（孟子语），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。另方面，心体又不离心宗心用，必须通过心宗心用而得以实现。心有三义之说，把现象、本体都包括无遗了，因此他又说：心是诸法之本，心即总也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人心才是一切存在与现象的根源，性、相统一于心，而心理既是个体的心，又是真实佛性。因此，理学大师朱熹把这称之为梦觉关。

有人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成是代表了科学理性思维，这显然是过分夸大了。[66] 众生即有情识之人，具有情感、意识和知觉作用，既然众生具有内在的成佛根据，那就只能在自己身上求佛，不能也不必到别处去求佛。[32]《老子》第二十五章。

所谓大体、小体之分，不仅仅是心之形体与耳目形体之分，也不仅仅是心与耳目不同功能之分，比如耳目能感知有形之物，心能认识无形的抽象原理、原则，等等。如果指向外物，为求知而求知，那就永远达不到与物冥合的境界。心固然有思，思固然是心的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，但心之所以能思，则是天之所与我者。他的著名的拔本塞源之论，就是从自己内心解决问题，完全依靠自己的内在动力而不需要任何外部力量，也不需要向外穷理。

因此，他主张积德，进行内在的自我认识和修持。这样，天台宗的心体用说实际上初步完成了佛教哲学的心性合一论。

荀子在讨论到人与动物的区别时说：水火有气而无生，草木有生而无知，禽兽有知而无义，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，故最为天下贵也。《庄子》中有一个比喻说，牛马有四足，这是出于天，也就是出于自然，如果络马首，穿牛鼻，进行人为的改造，便是出于人，违反了自然。他由此得出结论说：无以人灭天，无以故灭命，无以得殉名。心既不是理，也不是性，以心穷理，便是以主体认知之心穷知其客观事物之理。

[29]《象山全集》卷三十五。几千年来，不仅哲学家，而且普通老百姓都会说仁义道德、仁人君子、仁者爱人、仁者不贪、为富不仁、麻木不仁等等，这已经变成人人皆知的口头语。另方面，决不能停留在知识阶段，更不能以知为悟，以知为信。如果使耳目心知向外求知，那就是坐驰，而不是坐忘。

墨家的名辨之学，就是这种思维的突出表现。可见，能不能自我反思从而实现自我觉悟，便成为能不能实现人的本质存在的关键。

[57]《嵇康集·声无哀乐论》。与其说是宇宙论的，不如说是本体论的。

二者本来就是一回事，可称之为绝对主体。坐忘则是忘掉肢体，罢黜聪明，离形去知，同于大通[43]。在他看来，与物冥合的问题，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主体自我证悟的问题，具有内在的直接性，不是间接的对象认识所能解决的。他们无不认为，心是人性的主体承担者。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也。每个人都是一个自足的小宇宙。

他认为外在的知识越多（当然包括物欲之类），思想上的担子便越重，格物就是减去这些担子，从而发现自己的本心即性。如孔子所说的内自省、内自讼，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之类，都主张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心灵深处解决问题。

这样做了，就能反其真，即返回到自己的真性情。这同儒家的反求诸己、反身而诚，其内容和意义不同，但就其思维方式而言，都是指向内心，诉之于内在意识，因而具有共同的特征。

正如庄子所说，堕肢体，黜聪明，离形去知，即可进入一种神秘的境界，亦可延长生命。谨守而勿失就是心不外驰而内守其性。

[68]《广弘明集》卷十八，《答王卫军书》。只是孔子并不否定一般经验知识，老子则基本上否定了经验知识。它用自然来说明人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主体思维。从认识的角度讲，知只是性的发用，成性则自然能知物。

[68]佛性问题是一个信仰的问题，不是认识的问题，是一种觉悟，不是一般的知识，对于佛性的了悟，只能靠入照而不能靠认识，但也不能没有知识。所谓察己以知天下，才是玄学的根本思维。

这一点到禅宗时，得到真正完成，因而表现得更加充分。[21] 理义既是内在的道德意识或自律原则，又是人的内在的精神需要，得到它，同时也就实现了它，自我反思也就是自我实现。

活动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理论家道生，首先提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说，开始了中国佛教哲学内向思维的新阶段。[5] 儒家提出天道，是为了说明天所赋予人之性，即天命之谓性[6]是也。

但是，他所谓道，主要不是指天道，而是指人道。他们都很重视心，也很重视性，当他们把心性合一起来时，也就把心看作是存在范畴。自知其性，这是分内之事，不但可以做到，而且应当做到。道无言而教化万物，天地已经向人显现了它的意义，天地万物都在向我们说着什么[39]。

这正如庄子所说，从天地一指、万物一马的整体观点看，事物本无彼此，本无对待，也不能区分。但他们也讲穷理，只是他们只讲性理，不讲物理。

心用即作用，能够自我解脱，进入心体。王阳明则更反对外在的技术知识，认为这些会把人心搞坏。

特别是王夫之，把中国的格物致知之学同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方法联系起来，试图用实验科学的方法解释传统的格物致知说，明显地表现出这种愿望。思诚也就是明善，不明乎善，不诚其身矣[7]。